首 頁 “他是我真正的老師”——毛澤東與李大釗的師生情誼
1949年3月，當料峭的春風拂過華北大地，毛澤東帶領(lǐng)著中央領(lǐng)導機關(guān)離開西柏坡，向著北平(今北京)的方向行進。
這時，決定中國兩種前途命運的戰(zhàn)略決戰(zhàn)進入歷史轉(zhuǎn)折關(guān)頭，經(jīng)過28 年浴血奮戰(zhàn)，黨領(lǐng)導全國各族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曙光在前，一個新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(quán)即將誕生。
這一年，毛澤東56歲。在準備出發(fā)進京時，毛澤東只睡了四五個小時， 他興奮地對周恩來說：“ 今天是進京的日子，不睡覺也高興啊。今天是進京‘ 趕考’ 嘛。進京‘ 趕考’去， 精神不好怎么行呀?” 周恩來笑著說：“ 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， 不要退回來。”毛澤東說：“退回來就失敗了。我們決不當李自成，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。”時刻保持“趕考”的清醒狀態(tài)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向人民、向歷史交出了優(yōu)異的答卷，創(chuàng)造了舉世矚目的百年輝煌。
除了家喻戶曉的“趕考對”，還有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。毛澤東回首艱苦卓絕的革命生涯，激動地對身邊工作人員李銀橋等人說：“三十年了!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。還不錯，吃了不少苦頭，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，就是李大釗同志。在他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。他是我真正的老師。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，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呢!”
毛澤東青年求學時期曾遇到過很多老師，但他稱李大釗為“真正的老師”，可見李大釗在他心目中的重要位置。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。是中國共產(chǎn)主義運動的先驅(qū)，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，杰出的無產(chǎn)階級革命家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主要創(chuàng)始人之一。
雖然在大家的印象中，李大釗似乎總是留著八字長胡年紀很大的樣子，但事實上他只比毛澤東年長4歲。毛澤東首次見到李大釗的時候，他就已經(jīng)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擔任圖書館主任了，而那時毛澤東才剛開始“北漂”生活。
一
1918年8月，毛澤東第一次去北京。那時，他剛從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畢業(yè)，正和他的好朋友蔡和森等人協(xié)助組織一批青年奔赴法國實行勤工儉學。
去國外學習的機會寶貴，就算放在今天，依然也很有吸引力。但是毛澤東卻有著自己的想法，他說：“我并不想去歐洲。我覺得我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得不夠，我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。那些決定去法國的學生從現(xiàn)在任中法大學校長的李石曾那里學習法文，我卻沒有這樣做。我另有打算。”
毛澤東曾經(jīng)的老師楊昌濟在北京大學任教，他希望毛澤東來京后“入北京大學”，以便打下“可大可久之基”。但毛澤東卻沒有按照楊昌濟的希望去報考。這里面原因有很多。按照當時北洋政府教育部的規(guī)定，毛澤東是中等師范畢業(yè)生，需要先工作幾年才能報考大學。也可能是出于經(jīng)濟上的原因。另外，毛澤東一向推崇自學，當時似乎也并不想直接進入大學去讀書。
1919年的毛澤東
既然不讀書，又想留在北京，總得找一份工作，有了收入才能在北京生活下去。“壓力山大”的毛澤東深知自己的處境，他想到找自己在北京的老師幫忙，他說：“北京對我來說開銷太大。我是向朋友們借了錢來首都的，來了以后，非馬上就找工作不可。我從前在師范學校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，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。我請他幫助我找工作，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主任。他就是李大釗，后來成了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一位創(chuàng)始人，被張作霖殺害。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，工資不低，每月有八塊錢。”
1918年的李大釗
在北大紅樓一層東南角的館長辦公室內(nèi)，毛澤東第一次見到了李大釗。雖然這次見面主要是李大釗給毛澤東交代工作任務，但他們倆之間的師生緣分就此拉開了序幕。
現(xiàn)在的北京大學紅樓
那時，毛澤東的工資是8塊錢，雖然比起北大教授們動輒兩三百元的工資來說差得遠，但對比當時北京的消費水平來說已經(jīng)相當不錯了。那時候，北京的豬肉每斤1角2分，普通工人月薪大約3元，普通軍官的月薪也只有10元?？?塊錢過不上富足的生活，但起碼可以在北京站住腳。
說道這里，我們要知道，毛澤東一生保持著艱苦樸素的本色，對吃穿從不怎么講究。他曾對衛(wèi)士田云玉說：“以前我在北平工作的時候，只有八元錢。到街上買過一次包子，那包子好吃極了。”1936年在斯諾采訪時，他說：“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條件很可憐，可是在另一方面，古都的美對于我是一種豐富多彩、生動有趣的補償。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，同另外七個人住在一間小屋子里。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，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。每逢我要翻身，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。但是，在公園里，在故宮的庭院里，我卻看到了北國的早春。北海上還結(jié)著堅冰的時候，我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。我看到楊柳倒垂在北海上，枝頭懸掛著晶瑩的冰柱，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北海冬樹掛珠的詩句：‘千樹萬樹梨花開’。北京數(shù)不盡的樹木激起了我的驚嘆和贊美。”
李大釗很器重毛澤東，稱贊他是“湖南學生青年的杰出領(lǐng)袖”，并讓他接觸了多方面的圖書館工作，例如管理十五種中外文報紙、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等等，他還同毛澤東一起整理過書刊。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的職務嚴格來說應該叫“書記”，是北大圖書館的初級職務，享受的也是最低一級工薪。但這個工作對毛澤東來說，是相當稱心的，使他有了閱讀了解當時新書新刊信息的便利，結(jié)識知名學者和進步青年。
毛澤東曾工作過的閱覽室
工作是暫時穩(wěn)定了，但新的煩惱隨之而來。1936年，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時說道這段經(jīng)歷：“我的職位低微，大家都不理我。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，可是對他們大多數(shù)人來說，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。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，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，如傅斯年、羅家倫等等，我對他們極有興趣。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，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。”在這種情況下，李大釗以慈母之心對待北大青年，贏得了毛澤東的尊敬和愛戴。
1918年年底至1919年年初，李大釗先后發(fā)表了《庶民的勝利》、《Bolsnevism的勝利》和《新紀元》等膾炙人口的文章，同時期還有很多的公開演講活動。而毛澤東能夠直接與粉絲量龐大的李大釗一起研究、討論、聆聽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學說，這對于他來說是一個莫大的機遇。也就在這個階段，毛澤東開始“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(fā)展”。
毛澤東在報刊閱覽室使用過的桌椅
得益于李大釗提供的工作機會，毛澤東在工作之余能夠在北大自由旁聽和參加各種學術(shù)活動，這也使他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學術(shù)思潮和“頭面人物”，著實增長了見識。比如閃爍著新文化運動光芒的陳獨秀以及蔡元培、陶孟和、胡適等等。以前只能在文章里見到人名，現(xiàn)在卻活生生地出現(xiàn)在自己眼前，毛澤東激動的心情不亞于你在工作地點碰到了大明星。
這期間，毛澤東還參加了北大的哲學研究會和新聞研究會(后改名為新聞學研究會)。尤其是在新聞學研究會里，《京報》的創(chuàng)辦者邵飄萍對毛澤東“幫助很大”，使他增長了新聞學的理論和實踐技能。我們知道，后來毛澤東南征北戰(zhàn)，靠一支筆就能“橫掃萬軍”，這與北大這段時間的學習是分不開的。
毛澤東第一次來北京只有短短幾個月。1919年3月，毛澤東從北京動身回湖南。為歡送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，歸途中繞道上海。途中他到山東曲阜游覽了孔廟，看了孔子墓、孔子弟子濯足的小溪、孔子幼年居住的小鎮(zhèn)。在顏回住過的河邊停留了一下，看了孟子的出生地。還游覽了泰山。環(huán)繞過《三國演義》上有名的徐州城墻、歷史上有名的南京城墻。到達浦口的時候，他又不名一文了，也沒有車票，也找不到人可以借錢。更糟的是，他僅有的一雙鞋子被賊偷走了。怎么辦呢?天無絕人之路，在火車站外，毛澤東遇見了從湖南來的一位老朋友，借到錢買了一雙鞋，買了一張到上海去的車票。此后的旅途中，毛澤東一路盯著他的新鞋，以防再被偷走。到了上海，把朋友們送上輪船后，他就啟程回長沙了。
在這幾個月中，他結(jié)識了老師、朋友，學習了知識，尤其是了解到馬克思列寧主義，大大打開了他的眼界，可以說收獲很大。這一切，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謝李大釗對他的幫助。
二
1919年4月，毛澤東帶著許多剛剛學到的新思想回到長沙。一個月后，五四運動就爆發(fā)了，并立刻震動了全國。毛澤東積極響應，參與領(lǐng)導成立湖南學生聯(lián)合會。在學聯(lián)的組織下，長沙二十所學校統(tǒng)一罷課，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絕巴黎和約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等六項要求。
五四運動使一些先進分子開始更深入思考中國問題。湖南學聯(lián)根據(jù)毛澤東的建議，決定創(chuàng)辦《湘江評論》雜志，并聘請他擔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。
25歲的毛澤東全力投入《湘江評論》的編輯工作。預約的稿子常常不能收齊，他只好代筆補白。文章寫好了，還要自己編輯，自己排版，自己校對，有時還得親自上街叫賣。當時正值酷暑，蚊蟲叮咬，一般人不勝其苦，毛澤東卻顧不上這些，他揮汗疾書，廢寢忘食。一天早上，太陽出來老高了，商專學生易禮容來找毛澤東，他還未睡醒。易禮容掀開蚊帳，不料驚動了一群臭蟲。“它們在他用作枕頭的暗黃色線裝書上亂竄，每一只都顯得肚皮飽滿”。在這種異常艱苦的生活中，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探索卻進入最活躍的狀態(tài)。
這個雜志只存在一個多月，在湖南卻發(fā)生了很大影響，在省外也引人注目。李大釗在看到這個雜志后，他十分重視，立馬通過《新青年》《每周評論》等刊物向全國的讀者加以介紹和推薦：“能看到這份很好的兄弟期刊，令人非常高興。”看到毛澤東在《湘江評論》第二至四期上發(fā)表《民眾的大聯(lián)合》一文后，李大釗又在1919年12月28日的《新生活》第19期上發(fā)表了題為《大聯(lián)合》的短論，對毛澤東的民眾大聯(lián)合的主張極為贊同。就沖這個支持力度，李大釗絕對可以登上民國“別人家的導師”十佳榜單。
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是1919年12月，他率領(lǐng)湖南的“驅(qū)張代表團”，赴京請愿，住在北長街一個叫福佑寺的喇嘛廟里。這個時候，毛澤東和李大釗接觸更是頻繁。他們多次討論了赴俄留學和女子留學之事。由于李大釗的影響，他對布爾什維主義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，很注意報刊上發(fā)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，特別留心搜尋和閱讀那時能夠找到的為數(shù)不多的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。
少年中國學會部分會員合影，圖右三為李大釗
在1920年年初的時候，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未被多數(shù)人所認識，但在李大釗的指導下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北京大學秘密建立。雖然這個研究會到1921年11月才公開宣布成立，但它自1920年3月秘密建立時起，即開始了研究“馬克思派學說”的活動。
1920年的李大釗
那時，傳入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書籍很少，中文譯本更為罕見，但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卻早已把“搜集此項書籍”作為了“研究上重要的先務”。因此，這時候他們已經(jīng)收藏了一定數(shù)量馬克思列寧的著作，并且他們還有一個龐大的翻譯組，大量翻譯外文書籍。雖然毛澤東沒有參加研究會的發(fā)起，但是毛澤東的朋友鄧中夏、羅章龍是研究會的發(fā)起人，因此在李大釗以及鄧中夏、羅章龍等人的推薦下，毛澤東接觸到了關(guān)于十月革命和共產(chǎn)主義的中文版珍貴書籍，這對于毛澤東樹立馬克思主義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一步。
毛澤東(左四)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與鄧中夏(左五)等人的合影
后來，在回憶這段經(jīng)歷時，毛澤東也說道：“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，讀了許多關(guān)于俄國情況的書。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(shù)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(chǎn)主義書籍。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，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。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。這三本書是：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，陳望道譯，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;《階級斗爭》，考茨基著;《社會主義史》，柯卡普著。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，在理論上，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，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，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。”
三
1920年的4月，毛澤東再次離開了北京，回到了長沙，但此后的很長時間里他仍與李大釗保持著密切的聯(lián)系。1920年六七月間，毛澤東在長沙籌備創(chuàng)辦文化書社。但本錢太少，周轉(zhuǎn)困難。這時候，毛澤東的人生導師李大釗又再次站出來為他解決資金上的問題。后來，這間書社存在了長達7年之久，頗受各界讀者的歡迎。實際上，這間書社是毛澤東在湖南建立的一個研究與傳播革命真理，進行革命活動的重要陣地，是一項有重要意義的革命活動。它的存在，不僅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，起到了很大作用，而且在創(chuàng)建中國共產(chǎn)黨及在建黨初期作為秘密聯(lián)絡機構(gòu)，也發(fā)揮了重要的作用，而李大釗是這項革命活動的有力后援者。
李大釗曾于1925年年底至1926年年初，寫作了一篇《土地與農(nóng)民》的論文。在這篇文章中，他依據(jù)馬列主義的觀點，提出了“中國浩大的農(nóng)民群眾，如果能組織起來，參加國民革命，中國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”的正確論斷。毛澤東對于李大釗的這篇論文，非常重視，1926年9月，他在廣州主持農(nóng)民運動講習所時，曾把李大釗的這篇論文收入他所主編的“農(nóng)民問題叢刊”，當作學員學習的材料。
大革命失敗后，毛澤東領(lǐng)導軍民在井岡山建立第一個農(nóng)村革命根據(jù)地，點燃了工農(nóng)武裝割據(jù)的星星之火，探索出農(nóng)村包圍城市、武裝奪取政權(quán)這樣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正確道路。我們有理由推測，李大釗關(guān)于農(nóng)民問題的思考，為毛澤東提供了有益的啟發(fā)。
路遙曾在《人生》的扉頁中曾寫道：“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，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，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。”網(wǎng)絡上有人問：“生活中得一良師，是何感受?”一個高贊回答這樣說：“就像你平淡無奇的生命中突然出現(xiàn)一道光，啟發(fā)你、引導你想到要成為什么樣的人，想要什么樣的人生，一切都有了方向。”照這種說法來看，李大釗就是毛澤東青春歲月里的一道光，他道德高尚，宅心仁厚，光明磊落，為了革命理想信念奮不顧身，高擎著真理的火炬，照亮了來自湖南的進步青年毛澤東，指引他沿著共產(chǎn)主義道路前進。毛澤東稱李大釗為“真正的老師”，充分體現(xiàn)了毛澤東對他深深的感激和敬仰之情。
(作者：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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